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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的盛大，歸攏來說，在于它是極復雜的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

　　一切宗教都要到這里來參加展覽，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這里的熱鬧；再苦寂的，也要分享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勝跡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據了一座葛嶺，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喚著繁密的腳印。作為儒將楷模的岳飛，也躋身于湖濱安息，世代張揚著治國平天下的教義。寧靜淡泊的國學大師也會與荒誕奇瑰的神話傳說相鄰而居，各自變成一種可供觀瞻的景致。

　　這就是真正中國化了的宗教。深奧的理義可以幻化成一種熱鬧的瀏覽方式，與感官玩樂溶成一體。這是真正的達觀和“無執”，同時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隨意。極大的認真伴和著極大的不認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國的原始宗教始終沒有像西方那樣上升為完整嚴密的人為宗教，而后來的人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與自然宗教遙相呼應。背著香袋來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無多少教義的蹤影，眼角卻時時關注著桃紅柳綠、莼菜醋魚。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歸之于非常實際、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義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對者們在理性上的完整性的普及性；而中國宗教，不管從順向還是逆向都激發不了這樣的思維習慣。綠綠的西湖水，把來到岸邊的各種思想都款款地搖碎，溶成一氣，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閃，嫣然一笑，科學理性精神很難在它身邊保持堅挺。也許，我們這個民族，太多的是從西湖出發的游客，太少的是魯迅筆下的那種過客。

　　過客衣衫破碎，腳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趕路，也在尋找一個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邊上，定會被萬千悠閑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許正是如此，魯迅勸阻郁達夫把家搬至杭州。

　　錢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岳，

　　梅鶴凄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游曠遠，

　　風波浩蕩足行吟。

　　他對西湖的口頭評語乃是：“至于西湖風景，雖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連記返，湖光山色，也會消磨人的志氣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件羅紗大褂，如蘇小小認認鄉親，過著飄飄然的生活，也就無聊了。”（川島：《憶魯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數中國文人的人格結構中，對個充滿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總有很大的向心力。社會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繹，秀麗山水間散落著才子、隱士，埋藏著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華和郁憤，取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點。

　　景點，景點，總是景點，再也讀不到傳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龍飛風舞的楹聯。

　　再也找不見慷慨的遺恨，只剩下幾座既可憑吊也可休息的亭臺。

　　再也不去期待歷史的震顫，只有凜然安坐著的萬古湖山。

　　修繕，修繕，再修繕，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著千年藻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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