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弦便進了一步，他嫌我的方術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擺脫糾纏的正當道路惟有辯解。好嗎！聽他說：“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這是諸辯解中最簡潔，最漂亮的一個。可惜他所說的“不知道？”來人倒真有些“不知道！”辜負了這二十分聰明的反語。他想得有理由，你們為什么不能做這事呢？因這“為什么！”佩弦又有進一層的曲解。那知道更壞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一哂而去。……——“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答得真妙，伙計回說“不知道！”追問“為什么”更是十二分的妙。一問一答加在一起，幽默到妙不可言。不過，當事人沒有一點制造幽默的意思：辯解者十二分的嚴肅，追問者則是十二分的不解加不滿。答者那句話的重音顯然在“我們”上，“我們”里隱含了朱、俞二人對自我身份特異的定位。那么，“我們”是誰？——讀書人？那是說不通的。走馬章臺，醉臥花叢，歷來被文人視為風雅事，唐代的孟郊中了進士，“春風得意馬蹄疾”，要“一日看盡長安花”，還寫進詩里，硬是骨頭輕得不行，哪里會有什么心理障礙？

　　“我們”是指未經歷練的新手？初涉風月場者臨陣露怯落荒而逃者自是不少，卻沒有幾個這般鄭重搬出“我們”做辯解的。所以說“我們”，只能是指“新文化人”——像他們那樣的知識分子新近獲得的身份。新文化人有新的道德標準，新文化之為“新”是全般的，其中就包含了對性的嚴肅態度，對婦女人格的尊重。可惜他們臉上并未寫著“新文化人”的字樣，這里的伙計想來閱人無算，那份世故練達卻并不能助他看出眼前這兩位與尋常客官有何相異處。不知朱自清“進一層的曲解”是何內容，若是朱自清在那里認真地向伙計闡述新文化，這頗富喜劇性的一幕就更令人絕倒了。事情還未結束，——二人終于將不斷上來糾纏的歌艇打發走之后，開始認真地進行自我反省。這里有兩問，其一，怎么會跑到這里來？起先未嘗追究，就這么來了，經了方才尷尬的“短兵相接”，不由就要捫心自問一番。

　　其實歸于游客的心理也就可以將自己敷衍過去，但“情哥哥偏尋根究底”，結果二人都認定，“欲的胎動是無可疑的。正如水見波痕輕婉已極，與未波時究不相類。”其二，既然有“欲的微炎”，何以賣歌的找上前來卻又避之唯恐不及？二人說法不一，朱自清說他是受到道德的制約，俞平伯則說他是因為一種“似較深沈的眷愛”，他且背誦周作人的詩句來說明這立場：“因為我有妻子，所以我愛一切的女人，因為我有孩子，所以我愛一切的孩子”。后者是人道主義的態度，究其實還是一種道德感，不過是由內向外推己及人而已。在槳聲燈影的秦淮河上，如此一本正經地討論這等問題，若過去的風流文人有知，一定要大呼“煞風景”。其實過去的人對出入風月場，也不是全無顧忌，在一般人眼中，接近妓者總算是一種不正當的行為。

　　但在舊時的人，那或許是擔心會于個人的前程有礙，通俗文學中敘述因沉醉勾欄而敗家或自毀前程的勸懲故事，委實不少；要不即是對欲望本身懷有罪惡感，聲色之樂則正是欲望也即罪惡的證明，至于是否是對女性的侮辱傷害，非其所計。在朱自清、俞平伯，問題則在于“妓是一種不健全的職業，我們對于她們，應有哀稔勿喜之心，不應賞玩的去聽她們的歌。”同情歌者的不幸，古代文學里并非沒有，君不見潯陽江頭，“江州司馬濕青衫”？可白居易“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悲嘆，大半倒是對自己宦途多舛的自憐，即或憐惜瑟琶女，也是憐其個人的遭際，不像朱自清，其對“賞玩”態度的自責，乃是基于現代的人格平等的意識，具有更多道德原則的意味了。人格平等，似應是現代人共有的意識。

　　不過我相信，后來的人未必會像朱自清、俞平伯那輩人將事情看得那么嚴重。畢竟是啟蒙時代的人，人生的種種都可以成為事關原則的“問題”，什么事都要來一番“為什么”的追問，且要得到理性上的徹底解決，而對于他們信奉的新道德，他們又自有一份后人所不及的執著與虔誠，——這才有朱、俞二人口問心，心問口的自我審視，他們也才會從一次游玩的尷尬中“升華”出如此嚴肅的討論，而且鄭重其事地宣示于眾。幼稚可笑么？有點。大約只有未經世事的年輕人才會這樣“小題大做”煞有介事，玩世不恭的人甚至要懷疑他們在那里“為文造情”，因為太不自然，太像做文章。然而游記里夾上那樣一通議論有硬“做”的味道是不假，生硬笨拙里投射的卻恰恰是作者情感態度的誠與真，——那似乎是五四文學的典型特征。幼稚也罷，可笑也罷，那里實有五四一輩人的不可及處。試想求之于今日，求之于我輩，那份認真豈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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