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觀點認為，義和團運動標志著近代意義上的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濫觴。歐弗萊區(qū)在《列強對華財政控制》一文中論證義和團運動時說："關(guān)于它興起的原因，勞頓引證了義和團領(lǐng)袖于棟成所發(fā)布的一個布告，布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國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污蔑我們的圣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污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筑我們的債臺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占據(jù)上海，蹂躪臺灣，強迫開放膠州，而現(xiàn)在又想來瓜分中國。'由這段布告看來，義和團的興起雖然最初發(fā)生于幻想，但很明顯的還是民族精神的覺醒。"美國駐華特使柔克義致海約翰信中說："赫德爵士認為，義和團起義是中國擺脫外國人的束縛，爭取民族解放的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所顯示出的熱情和能量使八國聯(lián)軍司令德國人瓦德西將軍感慨萬端："中國群眾含有無限蓬勃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tǒng)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英國哲學家羅素也在《中國問題》中說，一旦怯弱溫和的中國人的熱情被激發(fā)，也可能變成世上最輕率的賭徒。而1949年以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書上的評價顯然帶有毛澤東的個人色彩：義和團抗擊帝國主義侵略的失敗證明，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就沒有人民革命的勝利。

　　中共認為，清末的義和團運動以及民國的反廿一條五四運動、五卅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三大群眾性民族主義運動，其中五四運動主要為反帝國主義政治主權(quán)侵略，而義和團運動和五卅運動則是反帝國主義政治、經(jīng)濟以及文化侵略的運動，持續(xù)時間更長，影響更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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