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原是一位教師的，大學畢業，辭了職到京都來回他的文學夢。這些，原本也很正常，京都是一個大城市，政治文化經濟中心，東西南北文化交雜，平日里玩笑地說，京都是中國的紐約。很多外省人來京都圓夢，有成功者，也有失敗者，成功者是微笑，失敗者是淚水。然而那位朋友的思想卻是讓我沉思。他呼過我之后，要了我的地址，然后給我寫來一封長信，告訴我，他這是第二次來京都了。第一次來時，呆了些時日，用盡了身上為數不多的錢，只好又回到他的南國去，準備去更南的南方廣東去時，一位朋友在北京幫他找到一份工作，是電腦公司。他又來到京都到電腦公司打工。這原本也是很好的，老板很器重他，并想把他培養成一個商人。然而，他卻心儀文學，并不想走商人的路，也不曾安下心來經商，這樣，老板只好推薦他到一家書店去，以為在那里他可以有所作為。到了書店，自也是可以棲身的，與之文學也近了一些。可是，他一去書店便對老板說，他只是暫時想呆在書店，他的目標仍是文學。老板勸他先干好工作再說，這話好像不大合乎他的心情，及至這一位老板也想炒他的魷魚了。因為誰也不想讓自己的店子成為文學院的。他在信中還說，他只想搞文學，別的都毫無興趣。這話也是無錯，但是，因為有這樣的想法，這樣的生活姿態，他目前又面臨著生存的危機了。

　　流浪者呵，讀他的信的時候，我為他的那份執著而感動，也為他那份艱辛而心酸，但我卻無論如何也不能認同他的這種思維。為事業從外省來到京都，這很令人感佩，不愿意平庸，不甘心無所作為，這已經是九十年代青年的精神走向。但是，京都并不是慈善機構，不會因為你有事業心而救濟你，生存只有靠你自己。在還不能夠靠文學養活自己的時候，自是要謀得一份職業，找到一個飯碗，且還要把它守住，這樣才是可以立住足，然后再謀求發展。而那位朋友，這一切他都不想，我完全能夠清楚他面臨的是什么樣的局面，卻又幫不上他，即便我現在完全靠稿酬為生，也是要在一家報社打工的，最起碼我有一個通訊地址罷。我讀完那位朋友的信，想寫一封信告訴他，無論如何也得保住眼前的飯碗，文學的事，總是要等吃飽飯才可以談的，可是，他卻沒有給我留下地址，大約他根本就沒有地址，只是到處尋找那種極小極便宜的旅館住罷。我心里頓時悵然無限，一種為朋友心酸的感念便也充塞于胸。但偌大的京都，我又怎能找見這些漂泊的文學朋友而—一把我的想法告知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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