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0年起，我們先后建立了四個灌溉管理局，逐漸整理了灌溉系統，把引用黃河水的水口歸并成四大引水渠（現有一個引水渠因河床變化停止引水了），修建四個水閘控制水源。其中工程最大的是解放問，在1952年5月12日正式放水，全用近代化的機械設備開關水閘，可灌溉280萬畝耕地，為30萬農民豐產創造了條件。”他稍微停頓了一會兒，從屜內翻出一張紙條，接著說：

　　“從1950年到今年的七年間，全區灌溉的耕地面積由31786．07公頃，增加到45044．55公頃，平均每年增加灌溉面積1895多公頃，新增加灌溉的林地和牧場草地還未計算在內。”此時，他露出了笑容。

　　“今年全區的單位面積產量是121。17干克，比1950年的42．6千克，增加了78．5多千克，全區總共差不多比去年增加1億千克糧食。”

　　他接著輕松地笑著說：“如果不澆，就不會在今年超額完成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所規定的河套地區的糧食生產指標。”

　　“你這樣一談，‘不澆不長’的意義我更明確了。”我打斷了他的話說。

　　“不！光有水利是不行的，主要是黨和人民政府領導農民推行民主管理渠道和合理用水制度，教育農民‘淺澆快輪’，防止地下水上浸，降低土地堿化程度。這些措施大大鼓舞了農民的生產情緒，特別是農業合作化后，勁頭更大。”

　　此刻，他把一張1955年春天開始典型試辦的臨河縣民建鄉的田間工程藍圖，覆蓋在“河套地形略圖”上，從容不迫地在上面指點著說：

　　“這是全區一百三十二個鄉中的一個，也可以說是河套全面整理渠道水系的遠景縮影。這種工程是按四級渠道制規劃的。所謂四級是指干渠、支渠、斗渠、毛渠。引水渠道通過水閘把河水引進干渠后，就按四級渠道的系統依次流入輸水溝灌溉農田。每一級渠道視各鄉地形情況具體規劃灌溉面積的大小。民建鄉有三萬多畝地，規劃規定只有五個斗渠，下以九百畝為單位設一毛渠。這樣規劃，可以減少現有渠道，節省土地，增加耕地面積，且可控制水位，減少水的滲漏。完成后可以做到澆地的渠道專司澆地，輸水的渠道專管輸水。同時，還規劃了拖拉機道路，以利機耕，沿渠道都種植防風林帶，做到要使莊稼既不缺水，又不怕風沙。”

　　陳工程師一談起水，真是津津樂道，我辭別他時，已是夕陽酉沉。

　　陳工程師是內蒙古人，1940年在西北農學院畢業。1950年他來河套參加修建解放閘，直到現在。從他我想起民國二十二年《地學雜志》第二期上張星糧寫的《關于國民黨年代開發河套》的一段記述：“西通公司之失敗，一由于水利局委員貪污索賄，無法應付，不得不罷墾務。二由于軍隊之強取，所有牛羊盡被屠食，數年畜牧工作付之流水。三由于土匪之亂，使人生命財產全無保障，辦事人求一日安枕而不可得。”昔與今比，真可謂天壤之別。

　　留陜壩第三天，我訪問了林業科楊文斌科長，一見面他就斬釘截鐵地說。“我們畢生的任務，就是綠化河套的渠道、沙丘、城市和村莊。因為在河套三十五歲的樹就是‘森林元老’了。”

　　他接著坦率地說：“從1950年到今年，河套種了二十二萬多畝地的樹，但實際保存的R有八萬八千多畝。”

　　“為什么成活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呢？”我問。

　　“主要原因：一是技術跟不上，二是牲畜破壞。從自然情況看，這兒條件很好，有水，地肥長的挺快，一般的樹五六年可做船材。”

　　林業科長一談起樹木，就和水利工程師談起水一樣，津津有味。他說：“河套還有兩種樹，一是紅柳，一是沙棗樹。它們都耐堿耐旱，特別宜于在河套地區種植。紅柳是灌木，柳條紅色，葉兒比柏樹葉還細嫩，近似繡球絨，每年五、六、七三個月內連續開三次紅花，美麗可愛，柳條用途很廣，可做各種編織物，現在市價每千斤值七十多元。沙棗是亞喬木，成長很快，五六年就結實累累，像新疆的無核葡萄一樣。故河套人都稱這兩種樹叫‘先鋒樹種’。”

　　正當他談得精神煥發時，我抬頭看見了墻上的“內蒙古河套行政區林業十二年遠景綠化規劃示意圖”。我從上面看見這半片網狀脈的綠葉更美麗了，全區將有總面積10％以上的土地，要種上各種樹木，二十多個常年隨風移動的沙丘（其中最大的有八千公頃）都將種上樹木，使它們固定不移，到1967年一般危害農作物和牧草的風沙，就可以被樹木擋住了。

　　我出了河套區人民委員會的門，歸途中邊走邊想著，再過幾年，河套區不僅是綠樹碧水，渠道井然，且將出現糖廠、造紙、發電、磚瓦、麻袋、面粉等工廠，還要增加差不多一倍的耕地，那又不知要打多少糧食，解放以前單位面積產量一般都在七十斤上下時，人們贊譽它是“糧倉”，且眾口一詞歌頌它為“惟富一套”。現在單位面積產量已達到二百四十多斤了，而且一個全面發展的農牧林業和水利的規劃正在擬訂，這使我一時想不出更美好的詩句來歌頌它了。我只是想為河套人民慶幸，也為成長中的工業城市包頭，有此富足的緊鄰而慶幸。

　　摘自：載《旅行家》195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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